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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词

西江月.井岗山

一九二八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威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题解]
1928年8月，毛泽东率红军三十一团第三营赴桂东迎接红军二十八团；湘敌乘机进犯井冈山根据地，我军凭黄洋界天险击退敌人。此词作于保卫战之后，描写战斗场面。

[注释]
（1）在望：在眼前；
（2）宵遁：乘夜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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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领导的战争回顾

第一次反“围剿”

从一九三零年十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即张辉瓒第18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罗霖第77师、公秉藩新编第5师（后改第28师）、谭道源第50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周志群新编第14旅，及三个航空队，共十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红1方面军有第1、第3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 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十月十旬在新余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1方面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十一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十一月五日，敌人首先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红1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诱敌就我范围外，主力实行“求心退却”，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龙冈地区。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荫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十二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红军第4军的成立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湘南特委和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县委及农军的有力配合下，于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接着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十余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 7师和两个独立团，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由于湘南特委执行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脱离群众，在湘、粤敌人三个军约六个师的南北夹击下，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三月底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为由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指责前委“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段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另组以何挺颖为书记的师委，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致使湘赣边界被敌占领一个多月。

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酃县、桂东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政权等工作，并派人到耒阳、郴州地区同朱德、陈毅联系。为了阻击敌人追击部队，接迎湘南起义部队和农军，第1团进至汝城，第2团西进资兴。四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六月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军辖三个师九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支太少，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直辖第28、第29、第31、第32四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井冈山会师和红4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边界特委，接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军委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紧接南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动。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十八日，由彭公达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会议一致认为，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起义后应建立无产阶段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浏阳、平江、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负责人组成。

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湘东空虚，形势对我有利。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主要有原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由武昌乘船东进时，中途在阳新附近上岸，进至修水地区，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由罗荣桓带来的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分别位于修水、铜鼓、安源地区。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吸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2团由安源的工人纠察队和矿井队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以浏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三个团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4团。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成了起义的信号。当天，右路第1团在前，第4团在后，向平江进军，在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4团突然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九月十日，第2团在安源开始行动，先攻萍乡不克，后占老关，于十二日攻克醴陵，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因遭敌进攻，部队经老关北上，于十五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骄傲轻敌，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九月十一日，第3团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向浏阳进攻，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市，十三日遭敌第8军两个团的围攻，经六小时激战伤亡较大，被迫向上坪撤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下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文家市集中。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他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重形势，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否定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九月二十日，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转移。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我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日举行起义。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辽沈战役

王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分别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其中，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三十万人，防宋沈阳地区，作为防御中枢集团，以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第两个军六十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孤城，牵制我军主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敌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东北我军于关外，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东北我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主力位于长春周围及长春、沈阳之间，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野战军已有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土地，百分之八十六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铁路线。

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但是林彪开始不愿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作战，继则又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之敌，甚至想回长春，表现了林彪思想上的右侧保守。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发起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无暇东顾。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日决定了南下北宁路作战部署，以六个纵队另四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二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六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

九月十二日，东北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十月一日，分别歼灭了绥中、沙后所、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路锦州至秦皇岛段上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敌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慌忙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七个师，连同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的兵力，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团东西对进，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以掌握主动权的指示，决定增调第1纵队（欠第3师）第2纵队（欠第5师）由辽西南下，参加攻锦作战。最后确定攻锦的部署是：以主力第2、第3、第7、第8、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锦州之敌；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处师，在塔山地区坚决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1纵队（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队。另以第5、第6（欠第17师）、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位于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以第12纵队南下通江口地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经第 1 兵团指挥九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十五日，即攻占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俘）以下十万余人，封闭了东北敌军陆上的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攻锦州胜利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军等部投诚，我军解放长春。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坚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葫地区之敌继续东西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敌经由陆路或海上撤逃。这时，毛泽东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北野战军不找锦、葫，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北我军必须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十月二十日，东北我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两个纵队位于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求歼敌廖耀湘兵团，并以第5、第6 两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我军主力由两翼插至廖耀湘兵力后方，围歼该敌，并以第12纵队率五个独立师，星夜兼程南下，以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至二十五日，敌人在黑山、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我独立第 2师阻击，误认为是我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二十六日，我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采取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至二十八日，即将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二十八日，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东北我军即以第1、第2、第12纵队向沈阳，第7、第8纵队向沈南，第9纵队向营口急进。十一月一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二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我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锦西、葫芦岛之敌十二个师于九日分别逃往天津、上海。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整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区在东并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前后，也相继发动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

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一部配合下，于九月七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察绥战役，解放了绥东、察北广大地区，进占包头，包围归绥，歼敌二万一千余人，迫使傅作义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军队，不敢大力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进行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十万余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的：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接着，我军又收复了临沂、烟台等地，除青岛外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

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和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先后进行了澄合、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胡宗南部六万余人，将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中原野战军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郑州战役，使敌人未能抽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

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这就使我们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肖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 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口地区之敌。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 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 104、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 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沟。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路被切断。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第12纵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 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冀中军区第 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 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 兵团指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 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于二十四日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纵队共二十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人。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 1、第 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 2、第 3兵团进至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淮海战役

一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邱；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呀。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后团，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 兵团（孙元良）已向东撤走，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之敌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邱地区之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壁。十一月八日，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三个半师起义，我山东兵团顺利地南渡运河，越过该部防区，直插徐州以东地区。刘峙发现我军多路向徐州逼近，判断我将东西夹击徐州，十分恐慌，当即改变原来撤至徐蚌两侧的计划，决定调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星夜向徐州集中，坚守徐州。

同时，蒋介石决定调杜聿明回徐州“剿总”任副总司令，并以李延年率第 9绥靖区机关在蚌埠组建第6兵团，第4绥靖区改为第8兵团，与第6兵团协同动作，沿津浦路两侧向宿县推进，并担任固镇、宿县之间的守备。中央军委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于九日夜间，要求华东、中原野战军“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定下了全歼敌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的决心。十一月十日，山东兵团主力歼灭了第7兵团西撤的先头师，切断了该敌的退路，十一日华东野战军将敌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为全歼第7兵团，我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山东兵团挨近第4、第6、第8、第9、第13纵队及特纵炮兵大部攻歼敌第7兵团，以第7、第10、第 11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由东南面逼近徐州，侧击东援之敌，以第1纵队为预备队；陈毅、邓小平当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3和两广纵队转入徐蚌段作战，其中以第4纵队、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和两广纵队由西南面、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由西北面威胁徐州，以第3纵队及第 9纵队一部攻击宿县，第9纵队主力南下阻击敌第6、第8兵团北援，第1纵队为预备队。

十一月十五日夜，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蚌埠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党中央考虑到此役是南线空前的大战役，战役的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因此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华东、中原及冀鲁豫地区前后方的一切事宜。十一月十二日，我军对敌第7兵团展开猛攻，二十日攻占碾庄，二十二日全歼第7兵团，击毙贡百韬。徐州东援之敌遭我顽强阻击，每日只能前进一至二公里，由确山赶来增援的敌第12兵团十一个师，遭到中原野战军阻击，也只进到浍河以南的赵集附近。

敌第7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决定以徐州的第2、第16兵团，蚌埠的第6、第8 兵团及第12兵团三路会攻宿县，企图打通徐蚌间的联系，把徐州之敌撤走，因此，敌第12兵团继续向徐州方向推进。总前委决房集中中原野战军全部围歼敌第12兵团，华东野战军组成北、南两个作战集团分别阻击徐州、蚌埠之敌，并以一部作为中原战军围歼敌第12兵团的预备队。十一月二十五日，敌第12兵团十二万人被我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

敌第12兵团被围后，蒋介石见其突围不成，徐州、蚌埠增援无望，遂一面令刘峙到蚌埠督令第6、第8兵团再次北援，一面令杜聿明率第2、第13、第 16兵团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企图侧击我中原野战军。解第12兵团之围后共同南逃。毛泽东对徐州敌军柯能突围早有预见，并指示华东野战军预作准备。十一月三十日，徐州杜聿明集团约三十万人，向永城方向逃窜。我华东野战军即以十一个纵队全力追击，十二月四日，将该敌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之陈官庄地区。六日，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我消灭。第2、第13 两兵团即就地转入防御。

我军同时包围了敌两个集团，蚌埠之敌仍企图北上救援。总前委采取了 “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及华东野战军各一个纵队阻击由蚌埠再次北援之敌第6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为总预备队。十二日我军对敌第 12兵团发起总攻，至十五日将敌全歼，生俘黄维。敌第6兵团北援被阻，当获悉第12兵团被歼后，连夜逃回蚌埠。

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胜利展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对杜聿明集团暂缓攻击。着淮海前线全军进行战场休整，并对敌军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攻击准备。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聿明等拒绝投降。十二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已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平津、平张线上。华东我军遂于一月六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十日将敌全歼，生浮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淮海战投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歼灭了国民党在华东、中原战场的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人，使敌人的长江防线和统治中心京、沪地区，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河以南的敌人仓惶南逃。华东野战军第6、第7、第8、第13纵队分路南下，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前出到长江北岸，为尔后渡江作战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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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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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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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锡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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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同时对付美国的七艘航空母舰的

1950年代中期，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这次危机以美国同意与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而告终，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首席军事科学家钱学森的归来。　　1958年，由于美国中断谈判，而且试图迫使蒋介石放弃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诸岛，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成果面临挑战。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在台海点燃战火，通过战争手段来达到中国方面的政治目标。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解放军趁着国军兄弟们正在掩体外快乐地大吃美国罐头和可口可乐之际，以快炮不及钻洞之势，从长达30公里的战线上，万炮齐轰金门群岛，两小时落弹5.75万发，当即把金门岛炸成著名的铜铁矿，而且当场击毙三名金门防卫副司令和两名美国顾问。台方随后还击，双方展开火炮对射，此役在历史课本上被称为“八二三炮战”。继此次炮战之后，双方还进行了多次海空战斗；大陆方面并且策划了一次小规模的登陆作战（目标只是金门群岛中的大担岛），但因台风来临而没有实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新的台海危机爆发，美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威胁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把你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去），而且派出包括七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00多艘军舰赶赴台海，摆开“保卫金马”的姿势。台海空气一时骤紧，全世界都恐慌地注视着这片海域。他们担心的倒不是中国的几万艘帆船蜂拥而上，以人海战术占领美国航母，然后用帆船把它们拖到大陆去改造成渔船。不，这种情况固然很可怕，但再可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要命的是，这场危机可能开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当时中苏盟约还没有失效，而且双方的支持条款都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苏联不能因为中国是挑衅方，就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力支持。于是，正在因金门问题而与毛泽东闹矛盾的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向世界表态说：如果美国敢把中国炸回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只好把美国炸回新石器时代。
　　美国政府的情报系统也真是够差劲的，这时居然还不知道中苏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缝，也就当然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那杀气腾腾的声明其实只是LIP SERVICE（空头支票）。既然信息不完全，再理性的判断也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美国政府还能够保持理性的话，其反应必然是极度的紧张。当时美国总统是哀声嚎（也有译艾森豪威尔的），那阵子可是烦死了，他大概在想：“天哪，我他母亲的实在太冲动了，竟然去吓唬毛泽东；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战分子，甚至说过早打、大打、核打之类的话，公然声称核打之后绝种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中国人要乘核战之机占领全地球。如果他真的跟美国舰队交上火，――接下来就是自然而然地把苏联拖下水，这正好中了他的下怀。呜呜，这一场大仗的结果如何，就连大慈大悲的耶稣基督和尚也说不清楚了。哎呀，我真是紧张死了，恨不得把给出去的面子统统收回来，把那七艘航母全撤回来。杜勒斯，你赶快给老子打二两老白干来，哦不，来三斤，――趁地球还没有爆成七八颗小行星，咱们对酌浇愁。”
　　且不说哀声嚎在借酒浇愁。太平洋的另一边，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一手导演的这出历史大戏；戏中各主角的表情令他开心得要死。更令他开心的是，在这出名角如云的伟大历史剧中，只有他知道这出戏将在什么地方结束。若干年后，尼克松（当时正好担任哀声嚎的副总统）将当面把毛泽东恭维为一个精通政治技巧的“大师”，并自称自己望尘莫及，惭愧惭愧。而且他还把这个恭维写进了回忆录，――虽然此次台海危机的当儿，他正在扮演美国第二号右派领袖（仅次于麦卡锡）的角色，到处宣传毛泽东的目标就是占领美国，灭绝美国天堂般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用航母给我们上课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了外国人的欺侮。国力不如人，落后固是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软弱。说“软弱”并不是简单地指“敢不敢打”，而是指国家民族的精神意志，也就是通常说的“骨气”。统治阶级腐败透顶，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如鲁迅所说，他们把千方百计把人民“治理”成一盘散沙。平日奉行“宁赠朋友，不予家奴”，外敌入侵则“攘外必须安内”，所以，几十万日本兵，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除了老百姓的一盘散沙之外，还有几百万的伪军在为虎作伥－－说起来这真实中华民族的耻辱！鲁迅和郭沫若之所以要弃医从文，就是要改变中国人这“软弱”的精神状态。
　　百余年的惨痛教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只有他“不信这个邪”，领导中国人民，用大刀和索标、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站了起来”。建国之后，又毅然挺起腰杆，迎接挟二战胜利之后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强势打到国门口的美国人的挑战，直到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胜利，为中国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留下香港干啥？就是一扇门。何来“闭关自守”！正是毛泽东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尼克松不得不主动访华，建立邦交。也只有毛泽东敢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落后固然要挨打。但是，如果理解为落后只好挨打，那就大错特错了；否则，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就只好永远任人宰割了。
　　落后固要挨打；软弱更要挨打，没有骨气只配作奴隶和奴才！
　　鲁迅先生终生致力批判的就是奴性。所以，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最可宝贵的性格。”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这成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战斗口号。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口号又补充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是基本经验的总结，它告诉我们，被压迫者要解放，一是要团结，二是要斗争。今天提起这一口号简直恍若隔世了。青年人会说，你是那里的老古董，都什么时候了！换一个角度看正好也说明，自革命的“历史终结”以来，不到二十年的解构，殖民意识、奴性和市侩意识世多么可怕的“复归”到国民的骨髓里了。梁晓声说过，日本鬼子再打来，甘愿当汉奸的决不会少！
　　《走向共和》的热播、袁世凯、李鸿章和“老佛爷”的“重新审视”，周作人热、张爱玲热乃至胡兰成热，红色经典的横遭糟蹋，形形色色的焦国标招摇过市，刘广志之类的出现……告诉我们：买办精英垄断着话语霸权，一个崇洋媚外、低眉
顺眼的国民心态慢慢打造成功了。自毁精神长城，比武器的落后更为可怕。
　　想当年14国武装干涉苏俄，欧洲的工人阶级可以拒绝为侵略物资装船，这才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如今，提起援朝援越抗美战争，精英们就咬牙切齿或撇嘴。南联盟被肢解，我们低三下四向人送笑脸，仍不免大使馆被“误炸”。两次侵伊战争，我们作壁上观，在安理会上小心翼翼怕得罪美国人，仍不免招来美国的七艘航母的恐吓。正像当年战国时代，六国对一强秦的咄咄逼人，侵魏则韩赵隔岸观火，灭楚则齐暗自庆幸，直到最后一个个被收拾干净。说转型，倒是南斯拉夫最早，仍不免惨遭肢解。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举起了降旗，依然四分五裂，国势一落千丈。这算不算殷鉴？
　　想一年之前，美国人一鼓作气席卷伊拉克之时，那是何等不可一世。眼看着立马就要收拾下一个“邪恶国家”朝鲜了。谁又想到一年之后美国人在伊拉克犹如陷入泥潭，现在，至少朝鲜在御侮方面可以松一口气了。－－伊拉克人的抗美战争，不是切切实实地支援了朝鲜吗？如果，美国佬在中东陷得再深一些的话，那他在台海一定会少疯狂一些。我们再设想，在朝鲜问题上如果也让美国人如愿以偿的话，那他们一旦从中东和朝鲜两处腾出手来，专在台海和我们较劲，甚至给我们戴一顶“邪恶国家”的帽子，那时我们孤军奋战，就该别人作壁上观了。
　　看来还是毛泽东有道理，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再如，一谈到拆除柏林墙，中俄精英就额手称庆，高呼万岁。然而，人家照样“东扩”，老美的手已伸到中亚的联体国了。在中东，以色列不是又在建隔离墙吗？似乎这次精英们就不置可否了。
　　再如我们的西邻某国，美国人放手用卑鄙手段制造政变以扶植亲美势力，而对其人民的抗暴和民主运动，我们则噤若寒蝉，就不如美国人聪明了。－－央视的国际评论谈到美国人侵伊拉克，用的都是“推动民主化”的话语，表示着对于“人权大于主权”的默默认同。“民主”如此时髦，对于被压迫人民争取民主的解放斗争，为什么连个道义同情都如此吝啬呢？韬晦养光得了吗？
　　弱者的没骨气和一盘散沙状态，正是强暴者赖以得逞的必要条件。落后是要挨打，软弱更要挨打。
　　美国人的七艘航母，是我们的难得教材。
尼克松的恭维并不是信口胡说，因为毛泽东是在中国五千年的zhengzhi和战争文化中泡大的杰出领袖，当然深谙zhengzhi精髓，完全知道战争只是zhengzhi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zhengzhi目的服务的。他早就看出，在美国气势汹汹的殉道者长袍底下，其实是一双筛糠般不住颤抖的软脚。他知道，这才是做文章的关键；他导演的这出大戏，必须抓住美国人外强中干的心理，把所谓的“危机”虚化，从而把“危机”变成台湾方面的“烽火戏诸侯”。这样将为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们不仅可以从目前的尴尬处境往后退，而且可以从危机前的强硬姿态往后退。
于是，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宣布：暂停炮击，改为隔日一轰。而且他定下一个规矩，就是在解放军在实施炮轰前，必须客气地通知金门岛上居民：“各位同胞，没有长眼睛的炮弹要来了，请你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以免受伤。这种带有预报机制的战争形式一直持续了二十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提前通知避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争呢？对此，我倒是有一种类似的体验。我是在一座新城长大的。城市建设之初，当然要使用大量的炸药来开道。于是，那段时间大家都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听到某种音调（三长两短还是什么的，记不得了）的哨音，就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多一会便是一声巨响，然后周围传来噼噼啪啪落碎石的声音。哇，那时的心情真是紧张――有一次一帮子大人领着我们几个小孩躲进一间临时办公室，蜷伏在砖墙下，随后就是一声巨响，一个茶杯大小的石头飞过来，把门外离我们不到三米的一个石臼打得粉碎。
如果没有人提前通知，被打得粉碎的可能就不是石臼了。二十年的金门炮战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战争也会多一点情趣的。当然，这话得由金门岛的老居民来说，我把自己的感觉说成他们的感觉，这就是越权。
　　不过，有没有情趣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金门的“打而不取”，逼迫美国出于对“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盲目信仰，立即改变了迫使蒋放弃金门等小岛的想法，因而避免了两岸的进一步疏远和隔离，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形象地把处于“打而不取”战略之下的金马诸岛称为套住美台的“绞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譬喻的恰当性。虽然说是“绞索”，蒋老先生却为自己有幸被吊在这绞索上而感到乐不可支。据说，在大陆方面炮击金门后，老蒋是全世界第一个为毛泽东拍案叫好的人。老蒋活了八十多年，大概就这一次出自真心地为毛泽东叫过好，真是难得，让人不得不对他老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信念感到敬佩。
更有趣的是，美国国内舆论纷纷认为，美国政府为了两个“无用”的小岛而甘冒牺牲美国大兵乃至打世界大战的风险，实在是过于鲁莽。迫于国内压力，杜勒斯国务卿只好转移注意力，公开把小跟班蒋介石骂了一顿：“你看你，凭你那点只配给共军当‘运输大队长’的狗屁水平，还搞什么‘反攻大陆’，差点给老夫惹出一身麻烦；这次台海危机，责任全在你。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得再向美国要求什么‘反攻大陆’，只许守，不许攻，――否则你去喝西北风。”呵呵，老先生为此一定非常难过，因为他竟然被毛泽东假手美国佬赏了一耳光，真是的。这一耳光可能使他再也不愿意为毛泽东拍案叫好，而且他后来确实似乎没有再次佩服过毛泽东。
　　
因为昨日见有报道称美军正在抓紧修练同时部署七艘航母的葵花宝典功夫，不禁油然想起了这个历史公案。当然，时势不同矣。当年毛泽东是巴不得美国的航母开过来，正好借此做大声势，甩开膀子大展纵横捭阖的手腕。如今我们希望的却是如何把美国客人的“小鹰级”或者“尼米兹”级大型靶船阻拦或者击沉在太平洋深处。不过，毛泽东对抗七艘美国航母的历史或许能够向今天证明：决定战争胜败的终极力量，来自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在唱一出血与火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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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6-12-09 12:13 | 33 楼

沈锡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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